莫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上学期帕穆克的演讲正好在上课时间，被我错过了，这次我觉得不能再错过莫言，于是旷了课去听。莫言的讲话令人十分动容，充满了让人不忍遗忘的细节，尽管这次和过去在一些书上看过的他的其他讲话差异不是很大，但还是不自觉地想要记一记。
演讲在国际关系学院顶层的一个中等大小的厅进行，周围可以俯瞰曼哈顿的景致。我碰巧坐在了离莫言最近的位置上，大概只有两三米的距离。除了穿着西装，莫言和一般照片上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略微有些矮有些胖，眼睛不大，面目平和慈祥，和翻译坐在桌子后面。
莫言深谙演讲之道，上来先很幽默地讲一些跟金融危机有关的简单看法，表示了对于美国人能够渡过危机的信任——不过坦率地讲他的暖场有点长。接下来说之前接到的信息是说要在林肯中心演讲，还听说那是很多元首讲话的非常庄重的地方，于是诚惶诚恐地认真准备了演讲稿，结果来了发现不是，不过不想浪费准备讲稿的努力，所以会选择性地念一念。
莫言先从自己讲起，和往常一样，说自己生于1955年山东省高密县的农村，“东北乡”这里还没有提。他说他上次来美国演讲提到他小时候的很多饥饿的经历，于是这次来之前老婆便跟他打招呼不要再讲这样的悲惨故事让人笑话了。但是莫言觉得饥饿和孤独是他写作的两大源泉，不能不讲一讲。他小时候正处于中国最困难的六十年代，他常常是一个饥饿的孩子，他最早的和最深刻的记忆全都和食物有关。他清晰地记得妈妈在院子里捶打野菜的场景，妈妈捶得梆梆作响，一些野菜和汁水溅在妈妈的衣服上，空气里也飘着野菜的苦味。这样一个视觉听觉嗅觉俱全（全面的感官感受——我当时觉得这也正是描写鲜活场景的诀窍之一）的场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妈妈是个很坚强的人。那时候村里常常有人自杀，有一阵子连续有七八个女人自杀了，小莫言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常常担心灾难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每次回家都要先大喊妈妈，确定了妈妈还在就安心了。有一次回家找不到妈妈，院子牛棚磨房都找不到，他一下子就觉得不好了，就坐在院子里面哭。不过后来妈妈回来了，告诉他阎王爷不叫她她是不会走的。莫言从此终于安心了。他觉得妈妈是很坚韧的一个女人，那时候那么困难，却一直坚持着。那时大家常常饿得连尊严也无所谓了，孩子们甚至会围住公社保管员学狗叫，因为保管员说谁学得像就给谁一块豆饼。这群孩子中间就有莫言，他回家后遭到了爸爸和爷爷的批评，他们教育莫言人要有骨气，不能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爷爷还说嘴只是一个通道，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还不都是一样，不能为吃就丢骨气。但是莫言那时候不同意，他觉得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当然是不一样的。后来想起来，莫言觉得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中国人中有妈妈那样的坚韧和爸爸、爷爷那样的尊严，中国才能不断经受住各种磨难的考验。这成为他写小说的来源之一，他的小说里就想体现这些品质。（演讲开始前我跟朋友说起莫言的小说里总有一股倔强甚至激烈的“劲儿”，我想这就是对这个“劲儿”的很好的诠释）
接下来讲到“孤独”。莫言小时候没去上学，但是他太小又不能当劳动力，于是就被村里派去放牛。他和他的牛们一起，看蓝天白云，听鸟虫鸣叫，但其实并没有那样美——他觉得非常孤独。他是个很爱说话的孩子，没有人说话就跟牛说话，后来他甚至觉得牛好像也能听懂一些他的话。他因此非常了解牛了解动物，所以他的小说里面写了很多动物，甚至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他有一个中篇就叫《牛》，近作《生死疲劳》有一章就写牛，于是甚至曾有人说莫言上辈子是牛。莫言说那不是，他还写了很多猪和狗呢。还有人曾经问莫言为什么不写骆驼和长颈鹿而写牛，莫言说他了解牛了解马了解狗，知道他们摇一下尾巴打一个响鼻都是什么意思，骆驼和长颈鹿就不那么了解了。
莫言说常有人问他为什么写小说，其实他写小说的动机最初也和食物有关。他有个邻居是大学生，因为被划为右派而打回原籍，于是他从这个大学生那里听到很多作家的故事。他听说济南的作家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他们觉得毛主席大概一天也就吃一顿饺子，作家吃得比毛主席还好，那真是了不得。于是他开始写小说还是为了吃。但是等到吃饱了，吃饭不成问题了，就有了新的动力，也就是要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赞美他所敬重的中国人的种种品质。他说也许因为自己是个胆怯的懦夫的原因，他才那么喜欢塑造那些勇敢倔强的英雄人物来实现无法实现的那部分自己。
最后莫言说到自己笔名的来源，这个他在过去也多次提到。他过去是个很爱说话的孩子，但是那时候中国社会很不正常，说错了话会有严重的后果。即便是孩子，说错了话也会给家庭带来严重的灾难。他有个小学同学说“毛主席也会犯错”，结果爸爸被叫到了学校，爸爸听老师说了，就拿棍子把孩子打倒在地，结果孩子从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妈妈叫莫言不要乱说话，她觉得也许只有把莫言的嘴巴缝起来才保险，但是莫言的姐姐说就算缝起来嘴缝里面还是要露出话来。后来莫言就把自己本名的中间一个字拆开当作笔名，这同时也是妈妈的教诲，不过他觉得改了名字也没能改掉自己的脾气，于是一个叫不要说话的人依然在到处乱说话。
莫言讲话并没有很多抑扬顿挫，而且还要时常中断等待翻译，但是就像聊天一样娓娓道来，从感性处切入，有时甚至讲得催人泪下，同时却又反映出深刻的道理。可惜我没带纸和笔，也许会有些遗漏，不过我感觉积极去听印象似乎更深刻。
提问环节我迅猛地举手，抢到了第一个机会。我说莫言老师您好，我是建筑学院的徐小萌，很高兴有幸听到您的演讲；我是旷了课来听的，但是觉得非常值得，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刻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演讲。我的一个问题是问莫言觉得写小说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问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写小说有什么建议或期望。这些也是我来之前就很想知道的问题，我想写小说的人也会很想知道。他的回答非常详细。
他首先说他也觉得我旷课很值得，于是听众都笑了。他说建筑师需要多样的想象力，不能只跟几何形体和数学公式打交道。他认识保罗·安德鲁，他觉得国家大剧院的灵感肯定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日常的生活，鸟巢肯定也不是来自于书本。他还讲到新的中央电视台很难看，除了“大裤衩”的外号，火灾之后大家还起了很难听的歇后语，不过那个要私下讲。（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后来忘记问他是什么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很坦率地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觉得没的写。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那时觉得小说就是写正面的，写英雄人物，很快就觉得没的写了，后来大量的西方文学翻译过来，他也系统地读了很多。他举例说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拍案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读到《百年孤独》也有同样的惊奇。这样一来素材就一下子打开了，发现有很多可以写的——家乡的过去和现在、童年的种种记忆都涌出来，有时候好像家乡的那些狗就在身后面叫，他觉得这些狂叫的狗就是他要写的。另外一次觉得没的写是因为发现自己的经验好像都写尽了。不同的作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经验肯定就对世界有不同体验，来自底层饱尝苦难的作家看尽了世态炎凉，对于人类对于世界就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无论什么作家，就算活一百岁，自己的经验也有枯竭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打开自己的经验面。好的作家就必备一种能力——用他人的经验来创作，但是这个经验必须融汇自己的感情和思考，打上自己的烙印。
然后莫言问我应该是80后吧，我说我是八十年代生人。他说他常常问她女儿，他小时候有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她这一代人吃得很饱穿得很好，为什么也有痛苦。他小时候上不了学去放牛，现在女儿可以安心去上学受教育，不是很好吗；他女儿就反驳说她宁可去放牛。他小时候父母因为孩子们抢东西吃而生气，现在父母因为孩子不吃东西而生气。所以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感知不同的痛苦。现在对于这八十年代作家有很多批评，认为他们都是小学中学大学经历完全一致，但他这一代人实际上也很相似——农村的经验也是差不多的。他觉得这一代人写作一定要充分发扬自己的个性，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视角，不跟风模仿不人云亦云；而且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鲜明的语言风格，莫言非常着重地强调了这点。他觉得未来肯定是我们这一代的，我们不必太顾及他们这些“老头子”的想法，新一代人可以形成新一代的评价体系。
第二个提问是关于文学在翻译中的损失，以及个性和世界性的问题。莫言说有人讲诗歌就是在翻译中损失掉的那部分东西，小说的翻译损失还不算大，主要就是要找到对应的语言风格以及便于理解的表述。他说他的小说都是来源于自己和周围的经验，比如自己的妈妈，世界上只有一个自己的妈妈，但是从中可以得到全世界所有母亲的共性。
第三个人问莫言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区别。莫言举例说鲁迅同时是好的文学家和好的思想家，而沈从文是个好的文学家但并非思想家。不过作家是以形象思维来写作的，因此他所写的形象和故事也许会包含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思想的萌芽，使作品的思想性超越作者本人的思想。比如《红楼梦》，有些人评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解放妇女的宣言、封建制度的挽歌，但其实曹雪芹本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他的作品只是充满了种种的生活细节，饮食起居到你来我往，他本人甚至其实是对昔日的荣华无限怀念的。作品包含的思想其实超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这样的丰满的形象需要丰富的细节，莫言认为把握细节是好作家的试金石。他谈到张爱玲的一篇小说里面男主人公也是偷东西吃，感觉到自己嚼东西实在是太响了。还举了《孔乙己》的例子，鲁迅写孔乙己从地上爬过来并不就此结束，还要写他手上沾满泥土，让这个事情更加真实可信。（这里插一下，我非常同意这一点。《阿Q正传》里面的细节更是丰富，人们所记住和津津乐道的阿Q的种种，其实大多是细节，然而正是这些闪闪发光过目难忘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丰满的阿Q，并且渗透了最深刻的批判。余华也举过《百年孤独》里面俏姑娘雷梅苔丝升天的例子。一般的作家也许就直接让她升天了事了，可是那样的话我们不会有什么印象；但马尔克斯不是一般人，他冥思苦想很久很久终于决定让雷梅苔丝扯起一条白床单升天，结果雷梅苔丝升天的场景一下子鲜活起来——尽管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虚构，但是那个白床单在风中飘飘翻飞缓缓上升的情景却如此真实和难忘。其实中国人是更擅长抽象思维的，西方人的艺术创作直到一百年前布朗库西才抽象到中国人五六千年前的玉器的水平。中国古代开始搞戏曲、说书才真正开始在细节上下功夫，因为没有细节的故事是没有力量的，没有细节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可能比新闻还要无聊）
我的一个朋友问莫言塑造了那么多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莫言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女性在他的小说中是怎样的。莫言说他的确写过很多那样的女性，比如《红高粱》里面的“我奶奶”，这些都是来自他自己的家庭。他觉得他家的女性——尤其是他的妈妈，更能在艰难的时刻坚强地帮助大家渡过难关。他的父亲身材魁梧，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还裹了小脚，就是这样的一个瘦小的人，做了很多高大的父亲做不到的事。莫言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但是他会继续写这样的女性。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读者对于莫言作品的解读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是莫言现在在读什么，过去读的有哪些影响最深。莫言说刚刚看完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迸涌的流泉》，并简单介绍了梗概。他觉得八十年代系统地阅读西方文学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福克纳。福克纳撒谎说自己是飞行员，还有弹片残存在脑子里，因此写东西十分曲折，莫言觉得自己像福克纳一样爱撒谎。福克纳也和莫言一样把自己看作农民。福克纳虚构了一个美国南方的小镇约克纳帕塔法，构筑了自己的文学地理，莫言也受到启发构筑了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古代的作家中蒲松龄对莫言影响很大。蒲松龄也是山东人，《聊斋》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流传很广，结果等莫言读到书的时候发现很多故事已经在脑海里了。他受《聊斋》影响很深，以至于刚去城市看到美女也会怀疑是狐狸精变的，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否则就没法来纽约——纽约的大街上美女那么多，那满街都是狐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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